此种时空观迥异于西方，对中国古代思想艺术造成根本影响，不但塑造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物质形态，还催生了顺时施政的用事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其对建筑制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时间统领空间的设计，由此形成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时空法式，以及与天地环境整体生成的设计理念，这在紫禁城与明清北京城的空间营造中有着极为经典的体现。

　　明清北京城的子午卯酉时空格局，为整个城市的空间安排提供了坐标，支撑了因天文而人文的文化景观，深刻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知识与思想体系。

　　这样的时空观念源出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种植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在紫禁城和明清北京城凝固为不朽的建筑乐章，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惊人的连续性与适应性。

　　中国古代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观念，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在地平方位上，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被时间赋予不同的人文意义，时间就成为空间的“规划师”，为空间的设计提供依据。

　　既然东南西北就是春夏秋冬，在东南西北表现春夏秋冬，就是规划设计需要完成的任务。《周礼》诸官开篇即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就是因为测定了空间才能测定时间，进而通过空间来表现时间，完成国都的营建。

　　这就决定了中心点的确定（古代堪舆家称之为“点穴”），是规划设计面对的最具基础性的工作，因为中心点一旦确定，东南西北就能据此排定，所有方位就能与时间对应，建筑的性质及其分布就能获得时间的“指导”。

　　清光绪《钦定书经图说》刊印之《太保相宅图》。（来源：孙家鼐等，《钦定书经图说》，1997 年）

　　这样的规划设计方法，在紫禁城和明清北京城的空间营造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运用，本章开篇提到的子午卯酉时空格局，即为明证。对这一格局的发现，为讨论紫禁城的空间意义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明清两朝，冬至祭天于天坛，迎阳气之生；夏至祭地于地坛，迎年谷顺成；春分祭日于日坛，迎日于东；秋分祭月于月坛，迎月于西。《春明梦余录》卷十四《天坛》记：“建圜丘，以冬至礼昊天上帝”，“祭时上帝南向”。卷十六《地坛》记：“夏至，祭皇地祇，北向。”同卷《朝日坛》记：“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同卷《夕月坛》记：“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东向。”

　　古以南面为尊，所以，礼昊天上帝，“祭时上帝南向”；以北面为顺，坤道资生，乃顺承天，所以，“祭皇地祇，北向”。

　　朝日坛即日坛，夕月坛即月坛。大明是太阳的神名，夜明是月亮的神名。太阳每天东升西没，所以，大明之神坐东朝西。月亮每月西升东没，所以，夜明之神坐西朝东。

　　天坛、地坛分别对应冬至、夏至，在城市中轴线左近；日坛、月坛分别对应春分、秋分，列于城市东西。画线连接日坛与月坛的平面几何中心，连接线与城市中轴线交会于太和殿庭院，呈现测定二至二分的坐标体系，彰显三大殿区域乃“中”之所在。

　　前文已述，汉字“中”表示的是辨方正位定时的方法，观象授时是天子权力的来源，三大殿居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之“中”，就显示了天子受天明命，其拥有的权力具有神圣的合法性。

　　太和殿所悬“建极绥猷”匾、中和殿所悬“允执厥中”匾、保和殿所悬“皇建有极”匾，皆乾隆皇帝御笔，此三匾文字撷自《尚书》“建用皇极”“允执厥中”“皇建其有极”“克绥厥猷惟后”。其中，“建用皇极”“允执厥中”“皇建其有极”，皆立表正位定时之意。

　　关于“建用皇极”，伪孔《传》曰：“皇，大； 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关于“皇建其有极”，伪孔《传》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汉书• 五行志》：“皇，君也。极，中； 建，立也。”“建用皇极”“皇建其有极”即“立中”，甲骨文卜辞常见的“立中”二字，就是立表正位定时。

　　这样，就能准确理解“允执厥中”了——忠实地掌握“中”这个立表测影、正位定时的方法，才是建立最高原则的根本，如果不能正位定时，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就会失去时间的指导，农业生产就无以为据。

　　关于“克绥厥猷惟后”，伪孔《传》曰：“能安立其道教，则惟为君之道。”意即惟天子推行教化之治。

　　可见，三大殿所悬三匾，都是对《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阐释，表明了天子权力的来源及其合法性。

　　明嘉靖改制，分列天、地、日、月四坛于京师四郊，这之后，重建三大殿，改奉天殿为皇极殿（今太和殿），改华盖殿为中极殿（今中和殿），改谨身殿为建极殿（今保和殿），更是直白地宣示三大殿在子午、卯酉“二绳”交午的中心“建用皇极”的意志。

　　《尚书• 洪范》记载了治理国家的九条根本，称“洪范九畴”，其中，“建用皇极”位列第五。汉儒称《洪范》为《洛书》，“建用皇极”排序第五，即居《洛书》九宫的中宫。三大殿取“建用皇极”之义位于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之“中”，正是对《洛书》的演绎。

　　盖治天下之法，见于虞夏商周之书，其详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时雍太和之效也。乾隆皇帝撷《尚书》之语，题三大殿匾，显示的正是其平治天下、时雍太和的意志，也彰显“为治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阐明了中国古代君权架构之道。

　　明清北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在彰显三大殿建筑意义之时，还为城市的平面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坐标。本书第一章已经讨论，子午、卯酉“二绳”的交会点位于太和殿庭院——紫禁城“龙穴”所在；德胜门至太庙的连接线、社稷坛至地坛的连接线于此点交会，是对乾坤二卦的表现；该交会点与皇穹宇、地坛、西直门等距，内城西北“天门”缺角与外城东南“地户”缺角的连接线也穿过此点，皆是对紫禁城乃“天地之中”的表现。

　　事实上，将十三陵陵区总门——大红门——与太庙连接，连接线也穿过太和殿庭院，同样阐释了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显示了天子权力的合法性。这些空间意象的塑造，皆依托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后者在城市规划中发挥着极具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坐标体系虽然是经嘉靖皇帝之手得以显现，却在紫禁城与明北京城建设之初就发挥了作用，表明彼时它已存在于规划者的心中，嘉靖皇帝只是通过日坛和月坛的增设将其标示出来。

　　此种时空格局所蕴含的知识与思想，更不是嘉靖皇帝的发明。距今九千至七千八百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十字形刻槽垂球之上，已清晰呈现“二绳”图像。该遗址还出土炭化稻米，可推知“二绳”图像是对方位的规划，这是从事观象授时、发展种植农业的空间基础。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九千至七千八百年）出土的炭化稻米。（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1999 年）

　　此外，距今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也刻有十字纹，同时期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也刻有“二绳”及积绳渐成的“亞”形图像。冯时指出，这些图像反映了早期先民对于空间与时间的朴素认知。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 公元前5000—前3300 年）陶器上的十字纹。（来源：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2006 年）

　　汉代竹简将“二绳”图像与表示四隅的“四钩”图像相配，称“日廷”。《说文》释“廷”：“朝中也。”段玉裁《注》：“朝中者，中于朝也。古外朝、治朝、燕朝皆不屋，在廷。”

　　太和殿庭院位于京城子午、卯酉“二绳”交会之“中”，是一个露天广场，不建房屋，是为了天地交通，这就是“朝中”。

　　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陶盆已显示“日廷”图像，这些新石器时代先人规划时空的图像，在明清北京城及紫禁城的规划设计中，以超大尺度的空间得以呈现，诚为令人浩叹的文化现象。

　　西安半坡遗址（距今六千年）出土的陶盆口沿上绘有二绳、四钩、四维图像。（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1963 年）

　　明清北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是中国古代时空观的产物，代表了以空间测定时间，以时间统领空间的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此种理念与方法，可称为时空法式，在紫禁城和明清北京城的空间营造中有着极为经典的表现。

　　中国古代观象授时以地平方位观测天体移行的位置，形成天地对应的模式，这对建筑与城市的空间营造，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辽阔的地理空间象天法地，成为规划设计的任务，《周易》所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制器者尚其象”“法象莫大乎天地”，成为设计原则。

　　紫禁城名出紫微垣，后者即其所法之象，意在以“地中”对应“天中”，显示天子受命于天。子午、卯酉“二绳”交会于太和殿庭院，塑造的就是“天地之中”的意象。这个意象在空间上标定之后，拱绕紫微垣的二十八宿就成为将城市与山水对应的设计灵感来源。

　　《日下旧闻考》记：“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朱雀水为卢沟河，出大同桑乾，入宛平界，出卢沟桥。元武水为湿余、高梁、黄花镇川、榆河，俱绕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合。”这是以河道取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表示二十八宿四宫。

　　燕山山脉在北京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呈环绕之势，与城市南部的河流呼应，也呈现二十八宿四宫格局，这进一步强化了紫禁城作为“天地之中”的空间意象，彰显“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二十八宿的四宫，在紫禁城内也有体现。紫禁城北设神武门（明称玄武门，清避康熙帝讳改今名）、钦安殿（供玄武大帝），取义北宫玄武；文华殿、武英殿取义青龙、白虎；110 午门以五凤楼的形象取义朱雀。二十八宿四宫备矣。

　　钦安殿为盝顶，呈覆斗状，上置宝顶，状若璇玑，取义北斗、北极（图3-60，图3-61）；殿前天一门外，立诸葛拜斗石，朝向北斗。（图3-62）钦安殿呈现的“璇玑+ 斗魁”样式，可溯源至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的神徽，其至上神的面部为斗状，羽冠顶端为璇玑造型，就是对北斗、北极的表现。

　　距今八千年的湖南澧县八十垱彭头山文化高台式建筑F1 的平面为斗形，有七个柱洞； 距今五千年的甘肃大地湾F901 大房子，平面亦为斗形； 距今四千年的陕西石峁古城，其核心部位的皇城台呈覆斗状，内城、外城以斗形外扩；距今三千八百至三千五百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宫城平面为斗状；秦始皇陵为“璇玑+ 覆斗”造型；汉帝陵亦为覆斗造型； 南宋皖南宏村以斗形外扩，宏村《汪氏家谱》记之为“取扩而成太乙象”。太乙即太一，北斗崇拜即上帝崇拜，新石器时代以降，一以贯之。

　　紫禁城前朝区域广布二十四气望柱头，这也是对北斗授时的表现。望柱头的尖部为北极璇玑造型，其旋转之纹，将一圆周等分为二十四份，即斗建二十四气方位，彰显“定诸纪，皆系于斗”。古代宫室营建不得侵犯农时。《诗经• 鄘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郑玄《笺》：“楚宫，谓宗庙也。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定昏中而正，谓小雪时。”《国语• 周语中》：“营室之中，土功其始。”韦昭《注》：“定谓之营室也，谓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治也。”

　　定星昏中天，值小雪节气农闲之时，宫室方可营建。定星也称营室，即二十八宿的室、壁二宿，它是宫室营建的授时主星，有“清庙”“天庙”之谓，又称“天子之宫”。

　　《史记• 天官书》记紫宫“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说阁道六星跨银河联系紫微垣与营室。紫微垣是上帝的居所，营室是“天子之宫”，阁道跨银河联系二者，就喻示了天命的抵达。

　　秦始皇营建帝都，以渭河取象银河，以渭河南北的宫殿取象北极、营室，修复道取象阁道，跨渭河联系南北，就呈现了“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显示了天命的抵达。

　　忽必烈法此，在元大都的建设中，以齐政楼取象北极，以万宁桥取象阁道，以通惠河取象银河，以元大内对应营室，亦呈现“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紫禁城对此也有表现。交泰殿悬乾隆皇帝摹康熙皇帝御笔“无为”匾，与北极对应，内置二十五方宝玺，象征天命。由此向南，逾乾清宫，设丹陛桥高台御道，取象阁道，通往三大殿“天子之宫”，同样表现了“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此种因天文而人文的景观，充盈着紫禁城的空间。紫禁城午门的左掖门、右掖门，午门前的端门，皆为太微垣星官之名；紫禁城御道、雕刻和建筑彩画中广见的升龙与降龙形象，皆为春分与秋分东宫苍龙的标准星象。

　　太和殿南御路石上的升龙与降龙雕刻，呈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东宫苍龙形象。王军摄于2018 年5 月

　　紫禁城在不同层级的空间象天法地，承载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观象授时知识体系，堪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百科全书”。

　　太和殿庭院子午、卯酉“二绳”的交会点，在紫禁城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中，发挥着定海神针般的支撑作用。这个位置一经设定，时空秩序就据此排定，规划设计就有章可循——太和殿庭院东为体仁阁，西为弘义阁，这是对春生属仁、秋收属义的表现。从太和殿向南眺望，棋盘街及前门商业街买卖兴隆，南苑麋鹿成群、鸟兽出没，呈现了夏时万物皆相见的景象。

　　在紫禁城前朝区域，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这是对“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的表现，取义左春右秋。

　　清朝皇帝及其子孙练习骑马射箭、举行武科殿试的箭亭，位于中轴线东侧，则显示操演技勇、兴办武科，旨在保民。

　　在紫禁城内廷区域，乾清宫庭院东有日精门，西有月华门，前者对应春分，后者对应秋分，呈现一个小规模的子午卯酉时空格局，喻示此处为内廷“朝中”。

　　乾清宫两侧，东有东六宫，西有西六宫，合为十二宫，纪一岁之大数；御花园东有万春亭，西有千秋亭，时间与空间合一。

　　这些建筑的分布原则，也是取义左春右秋—东为春为文为阳，西为秋为武为阴。天坛祭天在东，先农坛祭神农、山川在西，太庙以祖配天在东，社稷坛祭社神、谷神在西，日坛朝日于东，月坛夕月于西，皆合左春右秋阴阳之义。

　　地坛居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是对《周易》坤卦“东北丧朋”的表现。《周易》八个经卦的东北之卦皆为阳卦，地坛属阴，居东北之位，阴阳合和，即有“东北丧朋，安贞吉”之义。

　　千步廊两侧官署，文职在东，武职在西，亦取此义。其中，兵部在东，显示国家用兵旨在保民。这些机构设于皇城以南，紫禁城与之相对，形成南面为君、北面为臣的格局。

　　朝阳门寓意春时朝阳，阜成门寓意秋时生成；左安门、右安门、广安门、安定门、德胜门，寓意国泰民安、德胜天下。

　　卯酉线南北两侧的建筑分布，则取义天南地北、南阳北阴，如天坛居南、地坛居北，居南、地安门居北，内城南设三门、北设二门，表示“参天两地”。

　　各个城门的门道设计，亦取南阳北阴之义。卯酉线以南，、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门道为“天圆”造型；卯酉线以北，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门道为“地方”造型；西直门位于西北，有“天门”之义，门道为“天圆”造型。

　　外城七门，皆在城南，其中的东便门、西便门位于内城与外城的交界处，遂以“天圆”与“地方”相含的门道造型，表示阴阳中和；其余城门的门道皆为“天圆”造型，合于南阳之义。

　　紫禁城四门，皆外方内圆，取义阴阳合和、天地贯通，明人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赞曰：“天地洞开，驰道相连。”

　　可见，子午卯酉时空格局的设定，是紫禁城与北京城规划设计的匠心所在，它使整个城市的空间安排井然有序，显示出极为严谨的时空法式。

　　阴阳哲学是中华先人对万物生养原因的一般性解释。《淮南子• 天文训》：“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春秋繁露• 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四时为阴阳所判，空间与时间为一， 二者皆有阴阳之义。

　　《周易• 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意味着在空间上表现了时间，也就表现了阴阳，表现了“道”。

　　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的空间营造，归根结底，是在构建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古代营造活动思想性的体现，寄托了古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这在北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中清晰可见。

　　在北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之中，中轴线呈逆时针微旋之势，卯酉线呈顺时针微旋之势，这是对阴阳的表现。

　　《礼记• 月令》记十天干配五行方位，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

　　十天干中，序位为奇数者属阳，序位为偶数者属阴。城市中轴线逆时针微旋，呈子午兼壬丙之向，壬、丙的天干序位皆奇数属阳（丙序三、壬序九），此轴即为阳轴；卯酉线顺时针微旋，呈卯酉兼乙辛之向，乙、辛的天干序位皆偶数属阴（乙序二、辛序八），此轴即为阴轴。

　　此阴阳二轴交会于太和殿庭院，即如《文子》所言“阴阳交接，乃能成和”，亦如《荀子》所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就赋予太和殿庭院阴阳中和的文化意义。

　　可与之类比的是，明嘉靖南扩外城，在城市中轴线南端设永定门，永定门以东墙段呈卯酉兼乙辛之向（乙序二、辛序八），属性为阴；永定门以西墙段呈卯酉兼甲庚之向（甲序一、庚序七），属性为阳。

　　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

　　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

　　即以东为春为阳，主生为德；西为秋为阴，主杀为刑。四时有刑德之义，行仁政须趋阳避阴，任德远刑。

　　基于此种刑德观，东尊于西、左尊于右成为一种建筑现象。在一组建筑之中，东西、左右相对的建筑，所遵循的空间秩序是东尊西卑、左尊右卑，即所谓“青龙”尊于“白虎”。

　　太和殿庭院东侧的体仁阁高于西侧的弘义阁，文华殿、武英殿东西相对，中轴线更靠近东侧的文华殿，皆体现任德远刑的观念。中轴线位于城市子午中线之东，从紫禁城正中穿过，与紫禁城整体东移，也是任德远刑观念的体现，包含了祈生避杀的精神诉求。

　　王南绘北京紫禁城平面分析图，显示紫禁城外朝区域建筑以太和殿庭院为中心，以√2比例扩张布局的情况。其中，中轴线东至文华殿建筑东墙的距离，与中轴线西至武英殿建筑东墙的距离相等。经此规划，中轴线更靠近其东侧的文华殿。（来源：王南，《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2018 年）

　　紫禁城在以多种方式表现阴阳之时，也对阴阳的本源——道——做出了具有终极意义的阐释。“天一生水”意境的营造，即为一例。

　　紫禁城御花园西北角设有澄瑞亭水池，东北角设有浮碧亭水池，两个水池之间，设有天一门，这是对“天一生水”的表现。五行以水配冬，时为立冬至立春。

　　立冬和立春的斗建方位分别为西北和东北，也就是澄瑞亭、浮碧亭在御花园中的方位，这两个亭子的水池取义五行以水配冬，内设藻井亦取此义，与天一门呼应，就形成“天一生水”格局。“天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洛书》以天数一配北方，北方又是冬至一阳生之位，“天一”又称“大一”“太一”，是上帝的别名，这些意义又被哲学上的“道生一”所统领。

　　战国中期的郭店竹书《太一生水》开篇即云：“大（太）一生水，水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地”，“是故大（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即言天一生水，再生天地，这就明确表示了“天一生水”就是“道生一”。

　　五行以水配冬，是因为水色透明，浸润而下，如冬时阳气潜藏，蕴含万物生机。《老子》记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即将水比拟为道， 视为生命之源。五味以咸配水，亦取此义，因为“润下作咸”，“水卤所生”，盐为生命必需。《天工开物》记云：

　　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 “天一”的“一”为数字之始，有初始之义，“道生一”即取此义。由澄瑞亭、天一门、浮碧亭所呈现的“天一生水”，与“道生一”同义，在紫禁城内塑造了具有终极意义的哲学空间。

　　与之形成呼应，御花园天一门至坤宁门御道铺十六块石板，以9∶7 明堂数列（9+7=16）寓意“道生一”；天一门内、坤宁门内御道各铺两块石板，又是对“一生二”的表现。这样的空间组合， 紫禁城内还有两组：

　　一是东西六宫。咸福宫居西六宫西北，景阳宫居东六宫东北，分别对应立冬、立春的斗建方位。这两处建筑皆覆庑殿顶，卓尔不群，为东西六宫之特例。庑殿顶状若天宇，是对“天一”的表现。咸福宫取义五行之水“润下作咸”，即以“咸福”寓意水德，景阳宫取义立春阳气生成，“天一生水”之义明矣。

　　二是三处道观。在紫禁城西北部的中正殿区域，明代设玄极宝殿，对应立冬；与其相对称的紫禁城东北部，明代设玄穹宝殿，对应立春；两殿之间，明代设钦安殿供奉玄武大帝，对应冬至。这是道教宗奉“上善若水”经义的体现，也表现了“天一生水”。钦安殿、玄穹宝殿今存， 玄极宝殿在清代被改建为宫廷藏传佛教的中心——中正殿，见证了释道合流，彰显“天一生水”的宇宙观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玄穹宝殿居紫禁城东北艮位，甬道铺八块石板，与《洛书》九宫艮八之数相合。王军摄于2023年3 月

　　《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是《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的姊妹篇，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故宫研究院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军完成的一部以紫禁城规划设计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全书共有五章，包括：一、《周易》与紫禁城平面规划；二、《周易》筮法与明北京城市设计；三、紫禁城的时间与空间；四、琉璃与五行；五、明堂探源。

　　本书旨在揭示北京紫禁城的空间规划与支撑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存在的深刻联系。作者指出，紫禁城虽然创建于古代中国的晚期，但它的建筑制度源出上古之天文与人文，直通农业文明的原点；其所承载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尧风舜雨，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太平盛世的向往，而古代中国的营建与规划，其思想正在于达致这一理想。

　　本书以中国古代典籍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天文考古学为研究方法，从元大都齐政楼溯源中国文明创制时期，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渊源与承续。全书分两篇，甲篇为《齐政楼名称方位考》，对齐政楼的名称、方位、中轴线制度加以考证，揭示了其取义《尚书·尧典》的意义，也折射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继道统而新治统”的包容性与稳定性，其思想支撑了中国多元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乙篇为《元大都规划的阴阳法式》，结合古代天文律历数术之学，说明元大都作为古代中国营建制度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呈现了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典型意义。

　　忽必烈的元大都，以一座城市的建造，证明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渊源以及重大意义，以不朽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